当前，城市化浪潮正重塑城市空间格局，加速推动城市发展迭代升级。一边是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的现实诉求，一边是街巷肌理、历史文脉的守护责任，现代化进程之下，古都保护面临多重现实考验，也迎来活化传承的全新机遇。

　　在9月23日举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上，来自国内外文化遗产领域专家学者、遗产保护工作团队的代表，以国内外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实例，开展跨国学术研讨，分享前沿理念与工作实践。

　　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古都是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西安的汉唐气象到洛阳的河洛风华，从南京的六朝烟雨到北京的壮阔中轴线，每一座古都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凝结着古人的营城智慧，也深刻融入了当代城市生活。古都的保护实践既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传承，也为全球城市遗产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介绍，多年来，文物部门与地方政府付出巨大努力，推进大遗址考古研究和保护工作，探索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遗址保护与城市公园相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传承与弘扬。国家文物局先后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殷墟、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等一批古都大遗址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其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知。

　　亚洲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古都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经济的中心。亚洲遗产管理学会秘书处秘书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董卫以老挝琅勃拉邦等古都为例，介绍了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亚洲实践。他表示，人们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科学合理地强化历史环境与发展空间之间的融合互动，才能在高强度城市建设的大潮中创造出一条符合中国古都保护和现代化需求的新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特别顾问龙淼回顾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1972年《公约》制定之时，遗产保护关注的主体是古迹和单体遗产地。城市世纪的到来，要求《公约》承担起更为艰巨的使命：在必须不断发展变化的地方保护活态遗产。她表示，街道、天际线、景观视线、社会实践和传统，无不承载着价值。遗产保护的要义已不再是说“不”，而是决定城市应当以何种方式发展。今天的遗产保护不仅关乎人们继承了什么，更关乎城市如何发展、如何随时间演进，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体现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积淀。

　　谈及古都保护的具体做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老城承载着完整的古都历史记忆，城市肌理始终在延续与更新，轴线、城郭、水系、胡同、建筑、古木、庙坛遗存等多要素并存，要持续尊重街区的多样化特征，兼顾物质空间、社会文化与生活生态的多样性，在更新实践中探索多样化保护途径，兼顾保护与发展，让不同气质的老城街巷延续特色、焕发新生，传承城市文脉。

　　北京市副市长司马红表示，北京将在4个方向持续发力：健全制度体系，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构建“价值—保护—传承—实施”四维体系，守护老城肌理与古都文脉；优化空间布局，以中轴线、长安街为骨架，串联文化资源，打造多方协同的城市更新模式；强化科技赋能，依托“人工智能+”，运用三维扫描、VR技术采集历史建筑信息，搭建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遗产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活起来；深化国际交流，依托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建设中轴线保护示范区，借助北京文化论坛输出古都保护“北京方案”。

　　董卫认为，古都保护要注重制度创新，还应促进民生改善。真正可持续的古城一定是“活态”的。只有居民从中受益、以之为家园，古都才不会退化成一座仅供观赏的空壳。古都保护要从单体保护走向网络协同。无论是中老铁路带来的跨国联动，还是中亚丝路廊道的跨境申遗，都指向一个方向：在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单个古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纳入更大的区域发展叙事，保护才能获得持久的资源与共识。

　　龙淼建议，将遗产保护全面纳入城市政策、规划和财政安排；制定并实施综合性保护框架，先行识别遗产价值、绘制价值图谱，再确定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用好城市遗产数据，对保护成效开展针对性评估；坚持社区为本，居民不应只是被征询意见的利益相关方，而要被赋能成为遗产守护者；持续深化城市间交流，依托各类论坛平台加速保护实践经验的共享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