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简称《纲要》），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这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重大命题后，党和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再次指明方向。

　　《纲要》中提到，要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事实也正是如此，自2016年第一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出炉以来，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已达30家，这些互联网公益平台成为公益组织开展公众筹款和普及公益理念的重要阵地。

　　距2019年民政部提出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已经形成3年多，业内普遍认为，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慈善新趋势，已经让“中国样本”的内核再度升级。在日前进行的互联网公益专题研讨会上，行业观察人士、学者专家围绕如何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让我国慈善事业加快迈向更加成熟定型、更加高效透明的发展阶段进行热议。

　　中国互联网公益的跨越式发展

　　“‘99公益日’已运行8年，社会影响力很大，由于它效果好，每年对慈善组织来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说。

　　实际上，互联网公益的源头比99公益更早。自1969年互联网诞生，互联网公益便已现曙光。直到2005年，中国才有互联网公益日，2007年6月，出现了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8年汶川地震后，网民们纷纷在腾讯QQ签名上点亮祈福图标，这被学界视为中国互联网公益的起点。

　　中国互联网公益比发达国家晚了30多年，可到2021年时，中国年网络捐赠额已近百亿元，5年增长4倍；自2019年到2021年，连续3年，网络公益点击量超100亿次；均排名世界第一。在全球互联网公益中，中国样本影响力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场景最丰富。

　　中国互联网公益实现跨越式发展，源于两点：

　　首先，党中央高度重视公益事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并作出具体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表示，“二十大”提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过去讲慈善事业时，多放在社会保障体系，这次放在收入分配中，公益事业被视为共同富裕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为中国公益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其次，中国互联网人的努力。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表示：“中国的互联网公益跟国外发展相比我们毫不逊色，甚至有非常自豪的品牌项目，比如说‘99公益日’等，我们有很多在全球很有品牌影响力的互联网公益探索，我们在国外一些学术会议上介绍到中国的互联网公益的方式，像‘快乐公益’等理念，各种各样新的玩法，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凸显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在全球互联网公益中独特的贡献。”

　　此外，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具有规模效益，邓国胜介绍说：“国外每个企业自己做公益，很少形成大规模的样本。国外组织化的参与程度没中国这么高，像‘99公益日’，腾讯动员了很多企业的技术资源投入，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见。”

　　创新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灵魂

　　民政部在2019年指出，互联网募捐场景越来越多元化，相关平台推出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企业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受到公众欢迎。日捐、月捐、零钱捐、一对一捐等捐款种类日渐多元，公众号推送、APP开屏广告、线下传单发送、自有新闻客户端报道、集团旗下APP打包宣传等导流方式不断翻新，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

　　3年过去，互联网公益在公众互动玩法、透明体系建设、数字化技术应用、短视频等传播媒介参与等维度均大幅迭代，体现了不竭的创新能力，通过技术驱动、去中心化和公益共治，实现了全链透明、理性竞争和开放参与。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傅晓岚认为：“为了让公益更吸引年轻人，互联网公司很善于利用产品，把公益活动做得更加有趣一点，比如捐步数等，让年轻人不经意间做了一件很小的善事，这些水珠汇成河流，让传统捐赠人、觉得钱少不值得捐的人，还有年轻人等，都能参与进来。”

　　以持续三年的全球疫情为例，傅晓岚表示：“腾讯公益在疫情中一直没有离场，而且非常活跃。传统捐赠方式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腾讯公益借助已有的线上平台，帮了很多想捐助的人、组织、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给它们搭起了桥梁，形成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场所的公益伙伴关系。在此方面，腾讯公益是唯一进入我们视野的机构。”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教授、法政学院院长邵培樟认为，中国样本对“互联网公益”有示范意义，他表示：“一是作为平台，履行了监管责任，比如腾讯公益平台，从机构资质、信息公开、合作规范、项目健康度四个方面对参与机构和项目进行了有效监管，确保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二，充分保障了捐赠人的知情权，首创了‘全民共创’模式。第三，发挥了行业龙头的引领作用。”

　　中国互联网公益如何拥抱世界

　　中国互联网公益在本土的快速发展，由此引出新问题：这些经验如何走向世界？当本土性与世界性冲突时，该怎么办？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葛剑雄认为，世界性与本土性不矛盾，人类在公益上有共同价值观念，在操作中，一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要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方面去影响。

　　葛剑雄说：“党章直接讲清楚了要弘扬的这些价值观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称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公益、讲慈善，为什么不能寻找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中国特色反映在什么地方？就反映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提出“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既要尊重国际慈善事业一般规律，也要尊重中国特色文化和基本国情。他说：“中国慈善与西方慈善在历史沿革、文化基因等方面有差异，强调中国特色的慈善是有意义的，互联网无国界，互联网应用还是要看国情。”

　　解决好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冲突，对中国样本自身意义深远，正如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所说：“像‘99公益日’这些活动，主要还是在国内，其实，国外很多互联网平台也可参与，未来是不是也可走出去，让全世界的网民，不管在哪个地方，都能参与进来，不仅参与捐款，也可发起公益项目，可以为解决非洲、东南亚等地的问题搭建更好的平台。不仅局限在国内，而是更好地走出去，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未来需要着力的地方。”

　　刘伟表示，目前我国公益机构的总募捐能力和募捐数额，与我国社会财富量级极不匹配，他说：“全国捐赠总额这些年一直徘徊在1400到1500亿元左右，占我国GDP总量不足0.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左右，差距非常大。”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朱永新希望中国样本更多关注教育领域，特别是儿童学习游戏领域。他说：“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儿童离不开游戏。中国好的学习游戏还是不够，尤其是公益性的学习游戏，现在的学习游戏产品，绝大部分是教育培训机构开发，能不能组织力量支持做这方面的公益？”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授、亚洲中心主任谢德荪则期待中国样本在国际交往中能发挥更大作用，他表示：“现在国家跟国家间的误解太多，你讲你的故事，他讲他的故事，我觉得公益是很好的机会，可不可以通过慈善，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人的价值？”（文/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