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该如何一方面促进内循环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双循环”是对外开放新起点

　　记者：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加入了国际循环，当时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现在的“双循环”可以说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新起点，有何新特征新要求？

　　江小涓：“双循环”要求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循环。

　　首先，要用“双循环”调剂余缺。我国土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相对短缺，与我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不匹配，约束着我们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必须较大规模地进口能源原材料，以及富含水资源的产品。

　　其次，用“双循环”获得分工利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不会做”，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得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两种因素今后都会继续存在。随着科技全球化继续推进，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全球都在合作分工，自己全部做不会有持续的竞争力。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去，同时以最大努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保持产业链创新链稳定的能力。

　　最后，以“双循环”巩固和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全球性的生产消费体系相互订货共同制造，如果处在其外就真的是内循环了。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制造业已经是“双循环”型的。许多产业大部分的产品市场在国外，外循环必须畅通，整个产业有效运转，才能保证就业和收入。

　　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更加双向均衡。随着我国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水平提升，我们要双向均衡地参与国际竞争，逐步实现进口与出口、资金流入与流出双向均衡的“双循环”。同时，要尽可能维护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效运转，尽可能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使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力纽带和施展平台。

　　数字经济是主要推动力

　　记者：“双循环”格局尤其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潮流，更是国家战略，要提振消费、释放消费潜力，应该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发挥好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推动效应？

　　江小涓：当前，我国既要抓防疫也要恢复生产还要扩大消费，而能将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只有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发力。

　　首先，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网络办公、网络会展、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传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

　　其次，数字化将向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领域扩展，向供应链、销售链扩展，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数字化智能化可以同时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户可以实时提出需求，全程参与研发生产过程。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促进“内循环”提质增效

　　记者：如何促进内循环提质增效是畅通我国国民经济的重点。当前，我国经济内循环的动力与阻力都有哪些，如何减少阻力、提升动力？

　　江小涓：实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特别是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还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提升消费规模的角度看，还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往多年，我国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因此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的增长和水平提升。（记者 黄 鑫）